绛秋

且放愁思忆往昔

        “爷爷，您跟我说说咱们家的事吧。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口述家史的整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个深秋，我的孙女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起先有些愣，家史。我们家，有什么呢？我一辈子，遵照父亲的意愿，做学问，或者说，一直试图去做学问。可是时代啊，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很难生存。夹缝中也算是活下来了，却实在不敢说自己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也是学历史，做历史的。可实在惭愧，一生无建树，虽说在这个时代下，能勇敢忠于自己本心的学者，敢于冲破桎梏的学者少之又少。但是却也不能怪罪这个时代，终究自己是失了实话实说的勇气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爷爷这些事，没什么好讲的。我快八十岁了，做过报纸的编辑，去西北放过牛，养过羊，机缘巧合，得以回京，继续念书，留在大学教书。草草过完了这一辈子。始终也是活在命运的操控之下。”我喝了一口水，孙女开着录音笔，拿着本子，认真地写写记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长舒一口气，“我给你讲讲我的小时候，给你讲讲我的父亲，不。是我的父亲们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父亲们？爷爷，这个您好像没说过？”孙女有些疑惑，但是越发好奇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开了录音笔，于是，我合上眼睛，娓娓道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我本不姓明，我原名是郑启南，1936年，出生在昆山，随父母来到了上海。我的生父生母都是小生意人，在上海开了个小饭店。1942年，我的妹妹出生，虽然当时上海已经沦陷，但是父母亲本本分分，日子也算是过得去。可是1944年，我八岁那年，父母好像是得罪了几个日本军人，遭到了祸端。父母不幸去世。我抱着才两岁的妹妹，流落街头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妹妹因为受惊过度，又太小，一直发烧。我当时已经懂事，抱着妹妹挨家挨户去讨药，我没能敲开任何一家大户人家的院门，但是在明公馆门口，遇到了外出的父亲和二叔。不，当时，他们还只是陌生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年纪较轻的男人，是日后我的二叔。他看见我抱着我妹妹，有些惊诧，我以为他们又要赶我们出门，瞪着眼睛，有些迷茫，也有些绝望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“先生，我的妹妹病的很重，请您救救她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愿意为您家做工。”他转头去看那个年长的男人，然后那个男人点了点头，他就叫人把我们带进屋里，找了大夫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惜，我的妹妹，因为高烧，昏迷之后，就再也没能醒过来。我记得，那个晚上，我抱着我妹妹，没有哭，但是眼睛无力空洞的睁着。不吃不喝不说话。

        年长的男人，问我家里还有谁，我和他说，我的父母刚刚去世，妹妹也病死了。我没有亲人了，可能，过几天也不会在了。他问了我叫什么，我如实回答。又问我有没有念过书，我说念过两年。然后他问我，愿不愿意，在他们家住下，跟他的姓，做他的孩子。我茫然地点点头，一是觉得这个归宿实在比流落街头或者卖到别人家做工强，二是觉得，他还有那个年轻男人身上，有种莫名的温暖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为我取名叫明璋，他说下一辈的名字是斜玉旁的。还找来他的堂兄，来做这个收养的见证。他堂兄笑着说，咱们明家，还真是爱捡孩子。说罢，他们三个大笑。我当时不懂，后来才知道，我的父亲，二叔，还有那个活泼好玩，却只见过几面的小叔。虽然是三兄弟，但是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，二叔和小叔，是父亲和已经过世的姑母收养的孩子，和我一样。我便也没那么拘谨疏离。

        父亲当时在汪伪政府工作，这也是他之后最难说清楚的一段经历。他教我四书五经，让我读书，读开蒙的书籍。教我英文和法文。遗憾的是，我这一辈子，没能去欧洲念过一天书。二叔时常教我美术和音乐。父亲和二叔都没有结婚，在对我的教育上，父亲是严厉的，二叔是假装严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记忆里，父亲在和人谈工作的时候，二叔总是恭敬地垂手而立，也从来只叫父亲为先生。父亲说二叔身手极好，我却没见过二叔动手。印象里，他对外人，总是那么不疾不徐，恰到好处。但是在家，父亲也总是让着二叔。二叔是有些小脾气的，比如说，倘若父亲对他的话评头论足，二叔就故作生气的说：“那好，你把我画的画从你卧室丢出来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渐渐长大，父亲对我要求甚是严格，他挂在嘴边上的总是那句：“你二叔当年如何如何。”二叔每每听到这句话，就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别听他的，大哥总是拿我开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抗战胜利后，父亲和二叔到北平工作，购置了一所宅子。可是解放后，五十年代末，就被查抄了。到北平后，二叔和父亲都潜心学术，不问政治。但是57年反右时，就不太好了。当时我已经在北大读历史系了，回家甚少。可是父亲和二叔，都被裁撤，然后家就被抄了。父亲和二叔被特别监视。他们二人终身未娶，又更恶毒的人，直接拿他们的关系开刀。

        六十年代中期，我被遣到甘肃，对家里的事就不甚了解了。我和父亲还有二叔有一些书信往来。

        1967年，二叔在一次批斗会上，站出来为父亲说话，被批的很惨，回到家中，愤懑不堪，心脏病发作了。却被扣上畏罪自戕的罪名。父亲元气大伤，悲痛欲绝。连夜狂草《祭十二郎文》，终于也一病不起。

        五年后，缠绵病榻的父亲也溘然长逝。未能等到恢复名誉的那一天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回京后，将父亲和二叔葬在一处。看着父亲年轻时和二叔在巴黎的照片，这样意气风发的两个年轻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爷爷，那太爷爷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最后都？”孙女欲言又止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的父亲，明楼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他是30年代，上海最年轻的经济学家，还是优秀的谍报人员。精通多门外语，身手也极佳。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人，都是英雄！我很庆幸，被父亲和二叔收养，我很庆幸，能有姓明的资格。但是我没能同他们一样，我愧对父亲和二叔！”

        说道激动时，我声音微微地颤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爷爷，别激动，那太爷爷他们为什么一辈子独身啊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太爷爷，不需要婚姻这种传统的家庭形式，他是孤独的，又在精神上有最好的伴侣，他们相伴一生，情谊，胜过婚姻。”